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八月二十三日，圆明园九州清晏殿 ，一道加急谕旨已从园中传出：“着庄亲王允禄、果亲王允礼、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辅政，奉皇太子弘历即皇帝位。”（《清世宗实录》卷一五九）此时距雍正帝胤禛昨日“圣躬不豫”的消息传出不过一日，其猝然离世之速，令朝野震动。这位以铁腕治世、争议缠身的帝王，在统治十三年后突然谢幕，留下一桩延续三百年的死亡谜案。
圆明园的八月，荷风送香，本是清帝避暑理政的常地。据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记载，八月十八日，雍正帝还在圆明园召见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，面授机宜；二十日，“圣躬偶感违和”，但仍照常处理政务，批阅奏折；二十一日，病情加重，“命诸王、大臣、大学士至御榻前”，但依旧“照常理政”；二十二日晚，突然“大渐”（病危），召庄亲王等入内，宣布传位弘历；二十三日凌晨，“龙驭上宾”，时年五十八岁。
这则官方记载看似连贯，却疑点众多。其一，从“偶感违和”到“龙驭上宾”仅五日，病情恶化之快超乎寻常。张廷玉在《澄怀园语》中回忆：“八月二十日，余尚见上，圣容和悦，与平时无异。二十二日夜漏二鼓，忽闻宣召，疾趋至圆明园，见上已不豫，惊骇欲绝。”作为每日觐见的重臣，张廷玉的“惊骇”透露出雍正帝的死亡完全出乎预期。
其二，入殓仪式的仓促与反常。按制，皇帝崩逝后需停灵数日，再移灵紫禁城。但雍正帝遗体于二十三日清晨离世，当日便由圆明园“乘轿急斜，午后即抵紫禁城乾清宫，全程仅用数时。《东华录》记载，护送遗体的鄂尔泰“仓猝中跨马不及鞍，亟（ji）骑骣马（无鞍之马）而行，髀骨被磨损，流血不止”。如此急迫，似有掩盖真相之嫌。
其三，继位遗诏的提前准备。乾隆帝后来承认，雍正帝的遗诏“早已缄藏于乾清宫‘正大光明’匾额之后”，但据《清史稿·鄂尔泰传》，鄂尔泰在圆明园承旨后，“深夜入宫，于万几宸翰（皇帝书房）处取出密诏”。若遗诏早有准备，为何需深夜入宫寻觅？这一细节引发后世对遗诏真实性的猜测。
官方记载的语焉不详，为民间想象提供了空间。雍正帝生前大兴文字狱，严惩政敌，树敌无数，其暴亡自然衍生出诸多复仇传，其职吕四娘刺驾”流传最广。
此源于吕留良案。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在案发时恰在外祖母家，侥幸逃脱。为报血海深仇，她隐姓埋名，拜高僧甘凤池为师，练就一身武艺。后乔装宫女潜入圆明园，趁雍正帝夜宿九州清晏殿时，以利刃割下其首级，携之遁去。因遗体无首，清廷只得用黄金铸造一颗假头入殓。
这一传虽生动，却与史实多有抵牾。首先，吕留良案发后，清廷对其家族“寸草不留”，吕家男丁流放宁古塔，女眷罚没为奴，严密监控下绝无逃脱可能。其次，圆明园守卫森严，“禁垣周数十里，内外门禁甚严，宫女、太监皆有定数，外人难以混入”（《圆明园则例》）。再者，甘凤池确为康熙年间武术家，但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已被浙江总督李卫擒获，不可能收徒传艺。
尽管漏洞百出，“吕四娘复仇”的故事仍在民间经久不衰。究其根源，实为百姓对雍正帝严苛统治的不满。正如民俗学家顾颉刚所言：“民间传未必实录，却反映了民众的集体心理。”（《孟姜女故事研究》）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、改土归流等新政，虽利国利民，却触动了士绅、官僚的利益；而文字狱的酷烈更让士人阶层敢怒不敢言，“刺驾”传恰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。
相较于吕四娘刺驾，“丹药中毒”更获史学界关注。雍正帝晚年痴迷道教炼丹之术，试图求仙长生，这在清宫档案中留有确凿记载。
据《活计档》（清宫记载皇家物资采办的档案）记载，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起，他频繁下令往圆明园运送炼丹原料：“八月十九日，传旨：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。”“九月初九日，领催白士秀交来水银二百斤，记此。”黑铅、水银均为剧毒物质，而炼丹常用的硫磺、硝石等，长期服用会导致重金属中毒。
从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开始，道士张太虚、王定乾等人常驻圆明园，在“秀清村”设炉炼丹。雍正帝不仅亲自服用丹药，还将其赏赐给鄂尔泰、田文镜等亲信，在给田文镜的朱批中写道：“搐修合精工，奏效殊异，放胆服之，莫稍怀疑。”（《雍正朱批谕旨》）这种“奏效殊异”，实则可能是丹药中含有的兴奋剂暂时提振精神的假象。
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长期服用含铅、汞的丹药，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、肝肾功能衰竭，最终引发猝死。雍正帝去世前的症状——“上疾夜不能寐，烦燥不安，时有语无伦次”（《永宪录》），与慢性铅中毒的表现高度吻合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乾隆帝继位后，立即下令将张太虚等道士“驱逐出园，各回本籍”，并警告他们“不得妄言先帝起居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），这种急于清除痕迹的举动，更添丹药中毒的嫌疑。
除了刺杀与中毒，亦有学者推测雍正帝之死可能涉及政治阴谋。其依据主要有二：一是雍正帝与兄弟间的深仇旧怨，二是储位之争的潜在风险。
雍正帝继位过程充满争议，对允禩、允禟等兄弟的清算极为残酷，或圈禁至死，或削籍更名。尽管至雍正十三年，政敌多已离世，但仍有潜在的报复力量。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，允禩之子弘旺曾“蓄志复仇，阴结党羽”，虽被察觉后惩处，但难保无漏网之鱼。
而储位之争方面，雍正帝创立“秘密立储制”，虽早已选定弘历，但皇子弘昼素影荒唐”之名，其行为乖张背后是否暗藏野心，亦难定论。不过，弘历继位过程平稳，未出现任何动荡，且弘昼终其一生未涉谋反，此缺乏直接证据。
雍正帝的死因，因官方记载的刻意模糊而成为千古谜案。但综合史料分析，“丹药中毒”最具可信度：其一，有清宫档案证实其长期炼丹服药；其二，症状与中毒表现吻合；其三，乾隆帝的后续举动显露出掩盖意图。而“吕四娘刺驾”虽为传，却折射出民众对专制统治的批判；“政治阴谋”则反映了雍正朝激烈的权力斗争背景。
无论真相如何，雍正帝的猝然离世，并未引发统治危机。得益于他创立的军机处和秘密立储制，弘历顺利继位，开启了乾隆朝的盛世。但这场死亡谜案，却为雍正帝的一生增添了更多传奇色彩。他以铁腕结束了康熙晚年的吏治松弛，为清朝的鼎盛奠定基础，却也因严苛手段留下骂名；他励精图治，改革弊政，却又迷信丹药，最终可能因此丧命。
正如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言：“世宗刚毅明察，综核名实，虽不无苛刻之讥，然较之康熙之宽纵，乾隆之奢靡，则固一代之令主也。其暴崩之谜，盖与其一生之争议相终始矣。”（《清史大纲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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