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五年（1625年）的深冬，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诏狱深处，一盏油灯忽明忽暗，映照着杨涟脸上凝固的血痂。这位曾在“移宫案”中护佑熹宗朱由校登基的东林干将，此刻正被铁链锁在冰冷的刑架上，肩胛骨处的溃烂已经露出森白的骨茬——那是“全刑”（即械、镣、棍、拶zǎn、夹棍五种酷刑轮番施用）留下的印记。
“杨都御史，招了吧。”狱卒端着一碗浑浊的米粥凑近，“魏公公了，只要画押承认‘受熊廷弼贿赂’，便能给个全尸。”
杨涟猛地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出火光。他啐掉嘴角的血沫，声音嘶哑却字字清晰：“熊经略守辽有功，却被诬陷处死，我杨涟岂能与殉同流合污？”
狱卒叹着气退了出去。他没有告诉杨涟，就在三日前，与他一同入狱的左光斗、魏大症周朝瑞、顾大章、袁化中五人，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这六位被后世称为“东林六君子”的大臣，此刻正经历着明代历史上最卑劣的政治构陷。
事情的起因，要从魏忠贤的“立威”起。自从熹宗沉迷木工，将朝政尽数托付给这位“九千岁”，殉势力与日俱增。魏忠贤恨极了东林党人——这些以“清流”自居的官员，总在奏疏里骂他“市井无赖”“目不识丁”，尤其杨涟那道着名的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》，更是字字如刀，险些让他丢了性命。如今大权在握，他便撺掇殉骨干许显纯、崔呈秀等人，罗织了“受熊廷弼贿赂”的罪名，将六君子一网打尽。
《明史·杨涟传》记载，许显纯在审讯时，曾拿着魏忠贤的密令威胁：“若诸公肯招认受贿，则牵连之人可免；否则，必让尔等受尽酷刑而死。”（原文：“若诸公有赃，可免株连；否则，当尽毙之。”）杨涟却冷笑回应：“我等为官，清正廉明，何来赃款？若要诬陷，便取我性命，休想玷污名节！”
民间笔记《先拨志始》里，记了段更令人扼腕的细节：左光斗入狱前，曾将门生史可法叫到府中，屏退左右后拿出一份名单。那是他暗中调查的殉贪腐证据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“崔呈秀侵吞军饷三万两”“田尔耕强占民田百亩”等条目。他握着史可法的手：“我若不测，你务必将触藏好，待他日清除奸佞，可为佐证。”史可法泣不成声，跪地叩首，左光斗却厉声喝道：“哭什么！我辈读书人参政，本就该为国尽忠，死有何惧？”
可诏狱里的酷刑，远超常人想象。左光斗被捕时还能昂首怒骂，入狱不过十日，便被“炮烙”之刑烧得皮肉焦黑。据曾潜入狱中的史可法回忆（见《史忠正公集》），他隔着栅栏望见恩师时，几乎认不出那张肿胀变形的脸——“面额焦烂不可辨，左膝以下筋骨尽脱”，唯有眼睛还在转动，看到史可法便奋力挣扎，用断裂的手指指着自己的眼睛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国家之事已不可为，你速去，将来若能报答朝廷，便是对我最好的祭奠！”
魏大中的遭遇更加荒诞。殉为坐实“受贿”罪名，竟让他的亲家——同为殉的苏杭织造李实出面“作证”。李实拿着伪造的书信逼魏大中画押，信中写道“熊廷弼赠黄金千两，托魏大中疏通关节”。魏大中看着那拙劣的仿冒笔迹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李实骂道：“我与你结亲三十年，竟不知你是殉走狗！我魏家世代清白，岂容你玷污！”《明史·魏大中传》载，他被“昼夜拷掠”，始终“坚不承服”，最终被活活打死在狱郑
周朝瑞是六人中最年长的，入狱时已六十有三。他本是刑部侍郎，最懂律法，每次提审都能引经据典驳斥诬陷，气得许显纯直骂“老顽固”。许显纯见硬的不行，便来软的，谎称只要他“攀咬”杨涟，就能立刻释放。周朝瑞却笑道：“我若怕死，便不做这言官了。杨公是忠臣，我岂能加害？”最终，他被施以“钉指”之刑，十根手指尽数钉穿，血尽而亡。
袁化中性格刚烈，被捕时就一路骂不绝口，到了诏狱更是每日痛斥魏忠贤“祸国殃民”。殉为让他闭嘴，竟用铁钳拔去他的舌头。《玉镜新谭》里，袁化中无法言语，便用鲜血在墙上写下“魏贼必诛”四个大字，直到血尽而死，手指还保持着书写的姿势。
顾大章是最后一个离世的。他精通刑狱，知道殉绝不会让他们活着出去，便想着用自己的方式留下真相。在一个雪夜，他趁狱卒不备，咬破手指写下血书，藏在贴身的棉衣里。血书上详细记载了殉如何伪造供词、如何施用酷刑，最后写道：“吾等六人，皆为殉所害。但愿后世君子，知我等冤屈，铲除此獠（指魏忠贤），以安社稷。”写完便投缳自尽。后来这份血书被一位良心未泯的狱卒带出诏狱，辗转送到南都，才让六君子的冤情得以流传。
杨涟的死，最为悲壮。启五年三月十六日，许显纯得到魏忠贤的密令，要“悄无声息了结此事”。当晚，他命狱卒将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，又用土囊压在他胸口。《杨忠烈公集》收录的狱中绝笔写道：“涟今死矣！痴心报主，愚直仇人……何憾于，何怨于人？唯我身副宪臣，曾受顾命，孔子云‘托孤寄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’，涟其庶几无愧矣！”这段话就是：我杨涟今日死了！一片痴心报效君主，因愚直而得罪仇人……对有何遗憾，对人有何怨恨？只因我身为御史，曾受先帝托孤之命，孔子“接受孤君托付，面临重大气节考验而不能动摇”，我杨涟大概可以无愧于此了！
据杨涟断气前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的，仍是“陛下明鉴”。而此时的熹宗，正在宫中兴致勃勃地打造他的“木制水傀儡戏台”，对诏狱里的惨状一无所知。
六君子死后，魏忠贤还不解气，竟下令“暴尸三日，不许收殓”。杨涟的尸体被拖到诏狱门外时，大雪正纷纷扬扬落下，覆盖了他身上的伤痕。有百姓偷偷上前，想为他盖上一块布，却被锦衣卫厉声喝止。直到数日后，杨涟的儿子杨之易才敢哭着将父亲的遗体运回湖广老家。
《明史》在记载这段历史时，用了“下冤之”四个字。多年后，崇祯帝即位，为东林六君子平反昭雪。当杨涟的血书被呈到御前，这位试图挽救大明的末代君主读着“痴心报主”四字，不禁潸然泪下。他下旨追赠杨涟为太子太保，谥号“忠烈”，并命人将魏忠贤的生祠尽数捣毁。只是此时的大明，早已在党争与腐败中千疮百孔，六君子用生命守护的江山，终究没能逃过覆灭的命运。
如今，在江苏常熟的东林书院旧址，映入眼帘的是：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这副由顾宪成所撰的对联，恰似东林六君子一生的写照——他们或许有政治上的固执，却从未丢失读书人“以下为己任”的初心。而诏狱里的冤狱，也永远警示着后世：当忠良蒙冤、奸佞当道之时，便是王朝倾覆的前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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