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深秋，张居正捧着一份厚厚的奏章，对刚坐定的皇帝朱翊钧躬身道：“陛下，臣请行考成法，以振纲纪。”十岁的万历皇帝眨巴着眼睛，看向身旁的李太后，太后轻轻点头：“准了。”
此时的张居正，已是内阁首辅，又得冯保相助，手握朝政大权。张居正决定推行考成法，整顿吏治，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里当时“吏治昏浊，政令不斜，地方官把朝廷的圣旨当废纸，赋税拖了几年收不上来，案件积压得能堆成山。
张居正的“考成法”，穿了就是给官员上紧箍咒。具体怎么操作？他规定：所有官员的工作，都要登记在三本账上——一本留在内阁，一本交给六部（中央各部），一本发给地方抚按（省级官员）。每个月考核一次，完成了多少，还差多少，清清楚楚。要是拖延了，轻则警告，重则降职；要是弄虚作假，直接罢官。用他自己的话：“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校”（下的事，制定法律并不难，难的是法律能严格执行）
这法子看着简单，却戳直击要害。以前官员混日子，靠的就是“无账可查”，现在账本摆在明处，想偷懒都难。推行第一个月，就有二十多个知府、知县因为“催税不力”被点名批评，其中有个叫王士琦的官员，仗着自己是吏部尚书的亲戚，压根不当回事，结果第二个月就被直接撸了官，吓得其他官员连夜加班清积案、催赋税。
但阻力也来得快。礼部尚书陆树声是个老顽固，他觉得这考成法“太苛酷”，跑到张居正府上哭谏：“张大人，做官要讲情面啊！这么折腾，大家都没法活了！”张居正给他泡了杯茶，慢悠悠地：“陆大人，情面能当饭吃吗？百姓交不上税，边防缺了饷，到时候谁来讲情面？”陆树声被噎得不出话，回去后赌气称病辞官，张居正也不挽留，直接批了——他要的就是杀一儆百。
明朝有两套朝廷班子，北京一套，南京一套，南京的官大多是闲职，平时喝喝茶、聊聊，日子过得舒坦。考成法一推行，他们也得按月报业绩，这下炸开了锅。南京户部侍郎周世选上书：“南京本是养老之地，何必这么较真？”张居正直接在奏章上批了八个字：“官无南北，职无闲忙”，意思是只要是官，就得干活。
民间倒是拍手称快。有个叫李乐的文人，在《见闻杂记》里写了件事：苏州府以前收税，胥吏（办事员）总趁机敲诈百姓，交一两税得花三两钱打点。考成法推行后，知府亲自主持收税，账本公开，胥吏不敢动手脚了，百姓们都：“张阁老这是给咱们老百姓减负啊！”甚至有地方官为了完成考核，主动清理冤假错案，苏州府一个月就平反了三十多起案子，受冤的百姓捧着牌匾去府衙道谢，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张居正推行考成法，手段强硬。有一次，他发现兵部有份关于边军粮草的奏折，拖了三个月没回复，直接把兵部尚书谭纶叫来骂道：“边军在塞外挨冻受饿，你们在京城拖延公文，是想让他们冻死饿死吗？”谭纶是老将，脸涨得通红，回去后立刻重罚了经办官员，从此兵部的效率快了一倍。
冯保在宫里也帮了不少忙。有官员想通过太监向李太后告状，考成法“太过严苛”，冯保直接把告状的人绑了送内阁，对张居正：“这些人就是想偷懒，大人别手软。”张居正笑着谢了他，两人一内一外，把反对声音压了下去。
不过，也有官员玩起了聪明。有个叫张瀚的吏部尚书，觉得考成法太麻烦，就想了个招：让下面的人多报成绩，少报问题。张居正看穿了他的把戏，拿着各地的税收账本和他报的业绩一对，发现差了好几万两，当场把账本摔在他面前：“张大人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”张瀚吓得跪地求饶，最后还是被罢了官。
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年底，考成法推行满一年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，全国拖欠的赋税收回了七成，积压的公文处理了八成，被罢免的失职官员有三百多人，官场风气为之一新。皇帝朱翊钧在朝堂上听张居正汇报时，高胸：“张先生辛苦了，以后这事就全靠你了。”张居正躬身道：“这都是陛下的圣明，臣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”
那年冬，张居正给老家江陵寄了封信，让儿子张懋修把家里的田契交上去，按新规定交税。他在信里：“吾家亦食朝廷俸禄，岂能例外？”这封信后来传开，不少官员不敢再偷逃赋税，考成法的推行又顺利了不少。
考成法就像给明朝这台生锈的机器上了润滑油，总算开始转动起来。只是这机器毛病太多，光靠上油是不够得，张居正知道，接下来，该动更大的手术了——比如那混乱不堪的赋役制度。而这，就得靠后来的“一条鞭法”了。改革的路，才刚刚铺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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